一个是曾代表传统工业的装备制造业龙头，一个是中国领先的IT服务商，沈阳机床董事长关锡友和神州数码董事局主席郭为之间的故事，从未像今天这样受关注。
2015年，关锡友和郭为联手，共同打造工业机床的“i平台”。这样的合作背后，预示着中国制造正在上演新的变局，生发出中国制造能否引领工业革命的思考。
2016年中国信息化百人会近日发布的《“i5”革命报告》（下称报告），也在探讨中国制造业的出路。
报告作者，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路风强调，中国产业升级不应断层，要注重工业的原生动力，中国的产业升级必须是“基础广泛”的升级，既包括发展高新技术工业，也包括现有工业向更高技术水平、更高生产率和更高附加值的产业活动转移，但后者尤其重要。尤其当“互联网+”扩展到工业领域时，产业转型和创新的主导者，不再是互联网企业，而是工业企业，“互联网+”只是一种技术手段。
“i5”是沈阳机床集团对其开发的数控系统的命名，字义来自5个英文单词：Industry （工业），Information（信息），Internet（互联网），Intelligence（智慧），Integration（集成）的首字母。
2007年到2012年，沈阳机床董事长关锡友带团队，用5年时间，耗资11.5亿，研发i5数控系统，该系统是基于互联网条件下的底层运动控制系统，从智能的角度，使机床直接与互联网进行连接。
路风的报告称，“i5”数控系统是世界上第一个智能、互联的数控系统。
“机床能够智能互联，意味着当机床在生产加工零件工件的同时，生产加工大数据。这些数据会接入一个云平台存储，进行分析，这个云平台等于是一个‘数字工厂’。”路风说。
关锡友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，“i5”数控机床目前已获得第一批市场反馈：截至2015年底，i5智能机床订单已达4800多台，比2014年全年增长近400%。
关锡友介绍，市场对智能机床浮现出较大的需求欲望，“i5”数控机床第三年的出货量要达到2万台。
《“i5革命”报告》指出，“i5”数控机床的诞生，不仅克服了传统工业和IT结合间的水土不服问题，其对于智能、互联的阐述，更是掀起一场超过德国工业4.0理念的革命。
据了解，《德国工业 4.0 计划》提出，要利用信息通信技术来使制造企业获益，主张建造一个“系统的系统”，对工业技术和数据信息，进行自动化的系统互联互接。但对如何实现“系统的系统”的构建，并未作出具体说明。
路风介绍，“i5革命”的领先之处，在于实践出“系统的系统”的构建。
德国西门子一位前高管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，德国制造以西门子为例，其数控机床在中国卖得比较火，其工业自动化和工业软件核心技术在全球颇有竞争力，中国的i5概念叫得比较响，他比较感兴趣的是能否已经做实，以及未来在市场打开程度如何。
关锡友和郭为向记者透露了“i5”系统的新尝试，继去年9月打造智能珠宝梦工厂计划后，目前正规划进入鞋的生产，还将进入制牙领域。
他们认为，智能制造的核心在于重建整个架构，当中包括重新定义产品。这意味着智能互联后的产品不仅限于产品本身，而是一个互联的“系统”。“i5”系统则是“‘系统’之上的系统”，因为它是生产的机器。
工信部一位官员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，i5系统和传统的生产方式相比，就是智能手机和传统手机的区别，更强调连接。
另外，智能工厂也是i5战略重点布局的内容，2016年沈阳机床将在全国建30个智能工厂，其中，仅在深圳就要建20个智能工厂。所有的智能工厂将接入ISESOL云平台，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。
关锡友和郭为的实践，正是中国各地和企业进行的“智能制造建设”的缩影，或者说是先行者。
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发现，全国多地提出“互联网+”、“大数据”“云平台”等智能布局，比如四川提出到2020年，培育10个全国领先、行业主导的互联网工业平台；培育100家以上“互联网+”协同制造标杆企业，建成1000家以上智能工厂（车间）。
不仅地方政府如此，包括海尔、美的等各大制造企业也极力推进智能工厂的建设。
电器巨头美的集团规划将快速向智能制造转型，据广州当地媒体报道，美的在广州南沙的智能工厂将上线，目前已有多条流水线使用工业机器人进行生产。
关锡友介绍，智能制造属于方式革命，主要在技术手段和组织方式上的革新。他以汽车工业生产举例，未来的汽车生产要从现在的流水线变成多个生产平台，最后把多个平台集中在一个云端上支配。
路风也认为，工业革命是关于生产方式的革命。他表示，第一次工业革命就是从手工到机器，第二次就是机器到流水线，第三次就是没流水线的分布式个性化定制，依靠云端驱动，注重共享生产，是整个生产方式的革新。
中国产业升级或应在传统工业的自发创新上发力。
路风在上述报告中指出，中国产业升级不应断层，要注重工业的原生动力。首先，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，中国的产业升级必须是“基础广泛”的升级，既包括发展高新技术工业，也包括现有工业向更高技术水平、更高生产率和更高附加值的产业活动转移，但后者对于中国尤其重要。由于成熟工业或传统工业占经济活动比重更大，因此其技术进步更具有增长潜力，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具意义。
其次，产业升级具有“内生性”，因为造成产业结构性变化的主要力量，应产生于产业发展过程本身，即来自企业的创新活动。
第三，产业升级的实质，是工业知识和经验体系的扩张和更新，从而决定产业升级是一个演进的过程；因此，有关产业升级的政策应该采取促进、引导和激励的方式，避免采取“休克疗法”的方式。
《“i5革命”报告》称，中国许多人认为，产业升级就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或以新的产业代替旧的产业，典型地反映在“腾笼换鸟”式的思维上。在中国经济遇到产能过剩的问题时，这种想法尤为流行，甚至笼统地按产业部门划分经济增长的“新动能”和“旧动能”。
比如政府通过行政手段筛选项目，把低端产业挤出去，再引进高端产业，比如全国各地一窝蜂地建设大数据、云计算、机器人等产业园。
路风表示，从“i5革命”中看出，在今天中国的条件下，技术落后的首要原因，不是技术性的，而是内心的“胆怯”。因此在推进产业升级，去过剩产能上，政府和企业的目光，不能只盯住自己与主导技术轨道的性能差距，要敢走自己的道路，敢有产生新“范式”的独立思考和行动。